昨天（1月6日）上午，律师周泽根据“最后的流氓”牛玉强的家属的委托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快递了《法律建议书》，建议对牛玉强及类似罪犯进行特赦，并修改刑法相关条款。

　　在《法律建议书》中，周泽称，牛玉强于1984年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。当时的判决书称，牛玉强参与抢过一顶军帽，砸碎了某家窗户玻璃，两次参与殴打他人，一次参与械斗但未得逞。

　　“牛玉强参与殴打他人造成后果如何，根本没有任何证据予以反映。而他的行为，最多算是一种寻衅滋事行为”，周泽提出，对于寻衅滋事，现行《刑法》第293条规定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他认为，牛玉强的行为依现行刑法，根本无需追究刑事责任，就算被追究，最高也只有期徒刑5年。然而，牛玉强却因 “流氓罪”被判处死缓。

　　而我国现行《刑法》第12条第2款规定，“本法施行以前，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，继续有效”。

　　周泽认为，按照这一条款规定，依照旧法被判了重刑且已生效的，在1997年新刑法通过后，根据新法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、或者处刑较轻，罪犯服刑期已与新法规定的同类行为最高刑期相当，甚至远远超过新法规定的最高刑期的，也得继续服刑。“比如牛玉强案，在1997年新刑法通过后，最高判5年的牛玉强，还得以流氓罪服刑，这就有失公正。”

　　周泽建议，作为行使立法权并负有监督法律实施职责的全国人大常委会，有必要对牛玉强案反映出的刑罚公平问题，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。他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《刑法》，将第12条第2款修改为：“本法施行以前，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，继续有效。但生效判决的行为根据新法规定不认为是犯罪，或者处刑较轻，罪犯服刑期限与新法规定最高刑期相当的，应视为原判刑罚执行完毕。”

　　周泽同时指出，与牛玉强案类似的案件，显然不在少数。对于这样的案件，都等着通过修改刑法来解决，显然不现实。他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关于特赦的规定，启动特赦程序，对牛玉强及类似牛玉强案的罪犯，一律予以特赦，确保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，确保刑罚的公正。

 

　　昨天，记者采访了多位法学专家和刑事律师，多数人的看法都是，法院的判决既已生效，就必须严格执行。

　　刑法专家、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阮齐林认为，对一个人定罪判刑，依据的只能是行为时的法律，且判决生效后必须严格执行，定案后不能根据随后的法律变化来翻案。“即便现在看，当年的法律有点狠，那也得执行。”对于周泽建议的修改刑法相关条款以解决刑罚公平问题，阮齐林认为，这个建议有合理的因素，但根据不一定正确和完美。

　　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著名刑辩许兰亭则认为，改法的涉及面太广，不利于维护司法判决的权威性，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方式。他认为对一些特殊案件，可以在法治框架内启动特赦，克服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不足，解决一些常规方式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。但许兰亭认为更为可行的，是启动再审程序，“犯人认为当初判得重，可以申请法院再审，法院也可以主动对当时的判决进行重新审查。”

 

　　1984年，20岁的北京人牛玉强因抢帽子、砸玻璃、打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同年被送到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。1986年4月，牛玉强因表现良好，被新疆自治区高级法院减为无期徒刑，后又减为有期徒刑18年，刑期至2008年2月13日。

　　1990年，牛玉强患病被保外就医，回京治疗，其间娶妻生子。1997年，他所犯的“流氓罪”在修订后的刑法中被删除。

　　2004年，新疆石河子监狱将牛玉强收监，2008年2月13日未让其出狱。牛玉强被认定为保外就医逾期11年9个月零28天未归，刑期被顺延，要到2020年2月21日才能出狱。

 

　　特赦，是指国家对特定的犯罪分子免除其刑罚的全部或者部分的执行。我国《宪法》规定，特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，由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中国大陆从1959年到1975年共进行过七次特赦。除1959年首次特赦对象包含普通刑事犯罪外，其他特赦均针对战犯。